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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炎热与暴雨交相肆虐的夏季，球迷们注定备受煎熬：一场分歧点不到百分之五的劳资纠纷，令NBA这个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篮球联盟随着谈判的破裂而黯然停摆。
球迷们不理解，为什么球员要置停摆可能带来的失业和无球可打的尴尬境地于不顾，老板要置停摆可能带来的的几十亿真金白银的损失于不顾，双方在不到百分之五的分歧上闹得鱼死网破。历来饱受编剧大罢工之苦的美剧迷同样困惑：美国人真的傻到连利润都不会算了吗？
NBA球员工会副主席肯扬·杜林对此一语道破：“我们都是美国人，在我们的国家，工会斗争无处不在。”停摆不是不会计算得失，罢工不是不在乎收益，而是人家早已在劳资利益的维护和争取频率上达成了一致。当大洋彼端的中国编剧感叹美国编剧好福气，国内同行惊诧人家球员工资开出天价时，大家却似乎一致忽略了竞争失衡背后权利的对决，劳资僵持背后协商机制的成熟。
有人说，国内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劳资争夺战难道不是更加剑拔弩张吗？的确，劳资纠纷中的自杀自残等极端事件在国内已屡见不鲜，著名科技集团富士康继员工连续“十三跳”之后终于拉动涨薪闸门。扣人心弦的劳资激战，使得国外某些劳资谈判案例看起来简直如同撒娇：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，通过劳资谈判为工人争取到了在生产线上吸烟的“权利”......这样的“无理取闹”，令国内卑微的“讨薪”一族情何以堪？
令人心酸现状的扭转，要求工薪群体必须在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上达成一致。面对暴力无法解决的争端，规则无法调的矛盾，谈判协商成了促进双赢的最佳手段——事实证明，在劳资谈判机制越成熟的国度，双赢效果体现得也越彻底：在员工权益得到最大保障、工资福利高得出奇的美国，上世纪末70年代末，曾出现了劳联与美国当局签下协议，表示愿意主动克制经济要求以克服困难时期的局面；以“春斗”闻名的日本工会，也曾于石油危机时期，在集体谈判中提出暂时放弃工资要求，以确保工人岗位、实现经济平稳过渡的情况。
劳资谈判的目的不是漫天要价，更不是“逼死老板”，而是双方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需求互换。近期国内飞涨的CPI，使劳资矛盾随之急速膨胀，幸运的是，越来越多的劳资双方抛弃了冰冷、极端的规则和暴力解决问题法，心平气和地走向了工资集体协商的谈判桌。今年五月份武汉餐饮工人通过劳资谈判取得30%的涨薪，成为国内成功谈判获得劳资共决权令人振奋的先例；六月份，广东南海本田持续一年的劳资纠纷最终协商成功，签下一线工人月涨幅32%的协议，众人欢呼，中国劳资关系终于开始转型......
然而欣喜之中令人遗憾的是，国内这样的集体谈判成功案例少到屈指可数，即便部分劳动者已开始将集体劳资谈判取代个人抗议，却往往因专业知识及谈判技巧的欠缺，而导致双方力量悬殊，最后败下阵来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当集体意识已经上升到更高层次，低弱的谈判力不该成为劳资协商机制发展成熟的唯一阻碍。
本刊主笔：潘黎
2011年7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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