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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武汉45万餐饮业职工最低工资上浮30%
今年五一，武汉45万餐饮行业职工，按新合同领取工资。根据合同，武汉餐饮行业最低工资标准，较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上浮30%，今年餐饮业职工工资增幅不低于9%。
武汉此番通过谈判实现45万行业职工集体涨薪，也为全国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一个范本。
新合同规定，武汉餐饮业最低工资标准为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30%。工作地点在10个中心城区的职工，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170元；工作地点在7个新城区的职工，为每月975元。合同还对厨师长、餐厅服务员、餐具清洗员等10类岗位的最低工资给出标准。
合同还规定了一些确保餐饮行业员工特殊权益的条款。如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间，当月实发工资在扣除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保后，不得低于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80%。工人加班，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；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，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，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，且保证职工每周至少休息1天。
深度剖析：
武汉餐饮工人集体谈判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的总工会。虽然相对于其他协调劳动关系的方式，集体谈判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。但实际上，单一的企业集体谈判面临着很大的困难。这也决定了此次武汉集体谈判所具有的“不可复制性”。
集体谈判是一项技巧性很强的具体工作，涉及不少政策问题和业务知识。目前，在我国集体谈判的实践当中，由于工会协商代表缺乏谈判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并不能完全做到真正意义上双方力量对等的谈判。武汉餐饮业工会此次谈判先有草案，再有正式合同，经过上百天的沟通，谈一点，“晒一晒”，最终获得成功。
而很多企业里工会组织都隶属于企业，工会成员甚至工会主席多数都为兼职。工会受雇于企业，谈判“硬度”自然不够，对于谈判所需资料的收集也存在很大困难。另一方面，谈判双方代表地位的确认、代表的产生、内容的确定、文本的拟定、合同履行的监督等环节，都要求相关人员具有劳动法律、经济等专业知识和谈判技巧及经验和技能，但很少有工会具备如此专业性。
当双方主体地位、谈判能力相差悬殊，工会对谈判结果的影响力自然大大弱化，即使通过谈判签订了集体合同，也大多流于形式，针对性、实效性不强。
从各国经验来看，由行业工会代表职工与行业协会进行集体谈判，能够避免企业工会和企业管理层的直接对抗，避免管理层对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控制。行业工会代表职工进行集体谈判，也有利于全面准确地收集和掌握谈判信息资料，集中谈判专家的优势和力量，提高劳动者一方的整体谈判力量，充分行使集体谈判权。
所以中国未来的集体谈判方向是行业谈判，结合区域与企业层面的集体谈判，形成一个“区域谈底线，行业谈标准，企业谈增长”的多层次、相衔接、立体式谈判体系。这样，才能突破武汉集体谈判的不可复制性，达到行业集体谈判更成熟的层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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